中国社会学会原会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强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2月12日14 时19分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逝世，享年73岁。

　　李强教授是当代杰出的社会学家，在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变迁与转型、城乡社会学等领域建树卓越。他曾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等职，并曾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为社会学学科建设和学术共同体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不幸辞世，是中国社会学界的重大损失。

　　李强教授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科发展重要的参与者和见证人。2019年12月，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曾对李强教授进行了口述历史深度访谈。访谈稿以《天下第一等的好事还是读书》为题收入周晓虹教授主编的《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上卷，第356 －386页），20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学界和读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

　　为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李强教授的人生经历和学术成就，我们旧文重发，以表达我们的深深怀念。

　　我出生于1950年5月。父亲的籍贯是五常，五常解放前归吉林，解放以后划归黑龙江，所以，父亲总告诉我是吉林人。父亲一个人从东北来到北京，“九一八”事变后没有了生活来源，就一边自学、一边给有钱人家的孩子补习功课，1930年代的时候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北大是国立大学，考上了就有了生活保障。我父亲属于那种非常刻苦学习的人，他是搞理工的，有过冶金和采矿技术的经历，1949年以前在北京大学教书。

　　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李富春[2]组建重工业部[3]，因为当时新中国极其需要建设重工业的人才，这样我父亲就被安排去了政府，参加了组建共和国的重工业部，我父亲是共和国重工业部最早的高级技术人员。到了50年代重工业部就没有了，分成了一机部、二机部[4]等等。后来五几年成立了冶金工业部[5]，父亲又成为参加组建冶金工业部最早的高级技术人员，父亲就在那一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退休。父亲退休得很晚，他身体一直挺好的，活了近百岁，但是在99岁过生日以后，不小心摔了一跤就去世了。父亲一直是一个全国重要的有色金属、冶金采矿专家。我小时候，家里都是一盒一盒的各种颜色的小的矿石标本，住房里墙壁上贴着很大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

　　我母亲是辽宁海城人，是于省吾[6]的大女儿。于省吾是国内著名的古文字和考古学家，“吾日三省吾身”中的省吾，搞古文字的都知道于省吾。匡亚明[7]1955年请他到吉大去，他就去创建了吉大考古系，后来就一直在长春。由于我父亲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收入很高，家中又有孩子，所以我母亲并不参加工作，就在家里照顾我们。

　　我小时候是在外公家出生和长大的，外公是一个大考古学家，全国解放初期，故宫极其缺少文物，外公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商代甲骨、商周古器物就有两百多件，不少文物都是价值连城的，所捐的一些文物，可以在外公于中华书局出版的《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双剑誃吉金图录》中看到（外公的笔名是“双剑誃”）。外公家在北京的院落非常巨大，都没法说多少“进”院落了，然后分成东院、中院、西院等，是那种大家族式的院落。外公家称作“于家”，隔院的邻居是“樊家”，也是多进大宅院，由于“于家”和“樊家”联姻，就将两家隔院的墙打通了，这样院落的活动空间就更大了。

　　外公有4个儿子，7个女儿，就像红楼梦里的那种大家族。我母亲是儿女里最大的，所以帮外公管家，我听母亲讲，外公很信任她，家里的财政都归她管。我父亲跟我母亲结婚以后，就到外公家来住了，所以我一直到1965年以前，一直住在北京的一个极其巨大的宅院里。东院和西院各自的花池子就有五六十平米那么大。小时候在外公家和“樊家”的各个院子里到处乱窜，印象里真像是鲁迅先生《朝花夕拾》里讲的百草园那样美好。因为外公会考古，所以经常有人来找他。郭沫若、齐燕铭[8]都来过，还有当时搞古文字比较有名的唐兰[9]、容庚[10]、顾颉刚、金毓黻、陈梦家以及一些名流张伯驹等都经常来。

　　1955年外公已经到吉大去了，有时候办理事情或出差时回京，外婆就带着儿女们一起住。我父亲在冶金工业部工作，其实内心并不愿意住在外公家里。所以到1965年外婆去世，我父亲就跟冶金部要了一处房子。我印象中是五几年的时候，国家部委在百万庄[11]盖了一片楼，分给我家一套，我父亲还带我去住过几天，后来因为母亲不愿意去，就又还给部里，搬回外公家了。那个时候北京大部委的房子很多，父亲又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外婆去世后，父亲就跟部里要了一处住房，后来我们就搬到了北小街吉兆胡同冶金部的一个院子里。那个时候搬家，家具等都不搬，桌椅板凳、床、柜子等都是国家标配的。所以从1965年一直到我下乡的1968年，我在吉兆胡同住了三年。

　　我小学在宽街小学，之后就考上了很有名的北京四中（当时是男校没有女生）。考上北京四中以后，这时候才见到能人，因为小学里没有什么能人，但是考进北京四中的都是能人，它把北京市的能人几乎都聚来了。我一进北京四中，大吃一惊，发现有些同学外语呱呱叫、连微分、积分都学过了！应该是父母给与了系统的教育，我猜想，有可能是当时有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或政治运动中很多高水平的人被边缘化，这样家庭的知识分子就全副精力去教孩子。

　　我生活那个时代，一般的家庭、家长就是让孩子玩，几乎完全没有课外教育、没有补课、补习班等，也不时兴家长教孩子，没有这个概念。我从1957年到1963年，小学6年，家长没教过我任何东西。我父亲数理化那么厉害，从来也没有教过我，父亲会多种外语，并没有教过我任何一种外语。我的印象里，父亲总是为部里的事情十分繁忙，频繁地在全国各地出差——冶金工业的生产肯定是在全国各地都有。我连英文字母a、b、c都是上中学才开始学的。所以对于今天的到处都是课外补习班、很小的孩子就安排各种课外教育，效果究竟如何，我很质疑。后来，我读社会学的著作也看到：社会学家皮阿杰（Jean Piaget）认为：儿童的知识结构是有阶段性的，以为孩子在任何阶段可以学习任何知识的想法是错误的。我就属于早期完全没什么课外补习，课余时间大多以玩为主，所以，上四中以后大吃一惊，有同学已经达到这么高水平了！所以我从1963年进北京四中，到1968年离开，看到这么多厉害的人，受到激励，就开始拼命地读书学习。

　　近年来，北京四中每年开学典礼都会请一位老校友去讲线年秋，我作为老校友给他们讲话，那篇发言稿叫《我理解的四中精神》。总的来说，四中重学习，其实就是重数理化，那时候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考大学的时候，极少有人选择文科。我后来学文科，实际上是因为恢复高考以后来不及复习了，理工科也确实不适合我这种数理化荒疏多年的人。像我这样下乡9年，天天在农村干活，杂乱无章地读了不少书，考文科是很自然的。因为你肯定接触过文史知识和写作这些简单的事，这时候再去跟人家拼数理化就拼不过了。另外我考大学的时候都28岁了，也不太适合考理工科。

　　我从1963年开始在北京四中完整地接受了三年的知识教育，数理化都学得非常认真刻苦。然而就在我准备考高中的时候，1966年夏，北京四中高三（五）班，也就是[12]、薄熙永、周孝正他们那个班，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废除高考。在四中校内，一直很有名气，我刚一上初中就读过他的作文范本，他在学校是好学生，应该得过“金质奖章”，说话做事都很有影响力，在四中是学生中很少的学生党员。当然，后来“文革”中他是“西纠”[14]司令，就是的头儿。我记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天，大概在6月份的时候，马上就要高考了，7月份高考，北京四中高三（五）班，、薄熙永他们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然后就敲锣打鼓地把这封信给送进了。他们送这封信的时候是动员全校去送的，所以我们初三也都跟着去送。四中离特别近，从四中往南走西什库南口，一拐弯就是府右街，府右街中间就有的大西门，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出入门。四中高三（五）那封信的内容大概意思就是说高考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年轻人头上的一个“桎梏”，那时候我才知道有“桎梏”这俩字，我记得很清楚，他们用了这个词。

　　送进以后，我个人并不认为高考能取消，我就回家继续温书，因为我要考高中啊。我记得很清楚是第二天早上，我还在那儿背英文，结果别的同学说“李强，你还背呢？你傻不傻，你听广播了吗？毛主席接受革命小将建议，废除高考了！”信件第一天送，高考第二天就废了缅怀 社会学家李强：天下第一等的好事还是读书。今天我猜想那都是上面安排的，你以为都是革命小将的主意？因为他们都是，薄熙永是的长子，是内务部部长孔原[16]的儿子，的母亲是国务院副秘书长。所以我认为“”表面上看起来是革命小将在搞运动，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现在看来都跟上面的运作有关。当然，这都是今天的看法，当年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并没有想到这么多。

　　高考一废，这件事对学生影响太大了，因为就算是最好的学生，也没有人喜爱考试，四中当年的顺口溜：“考考考老师法宝，分分分学生命根”。我到四中以后，感觉是每天都在考试，其实学生都烦考试，因为它对人是一种约束。所以当宣布废除高考并且废除一切考试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们就极为欢呼，天下从此没有考试了。没有考试了，学校肯定也就乱了。

　　我那个时候16岁，说懂事也懂事，但肯定不是很成熟。我家庭出身不是那种“红五类”，我父亲是一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在北大教书，职员出身，不红也不反动，批斗“黑五类”什么的也跟我无关。所以我可能看问题比较客观，特别对于文革中的那段时间，我内心里肯定是反感的。那时候社会已经乱了，甚至可以抄家！1966年8月的一天，我到学校问同学们去干吗？同学们说去抄家！当然抄的都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家。当然，当时的思想是金银财宝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抄完以后是要交到校总部的。我后来问四中和自己关系比较好的那些被抄家的同学，他们受苦受难的体验当然比我深刻得多。他们告诉我，遇到的情况是，不仅是有组织的“抄家”，有时候，某一个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进你家就翻东西，你出身不好呀，也不敢阻拦，感到怀疑时就大着胆子问了一句“您是？”，来者大声回答：“！”你就吓得心惊肉跳，再不敢说话了！今天看来，当时会有坏一些人利用这个机会牟利。我后来得知的情况，确实有些人，在抄家的过程中抢劫和盗窃了人家的很多财产。整个社会都乱了，任何一个有钱人的家庭就有可能被抄。社会上就开始乱砸，北京胡同每个家门口上面有门当，下面有门墩，就连那些老文化的东西，也被胡同里一些孩子们给砸了，当时叫“破四旧，立四新”。“四旧”的意思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些概念极为混乱，所以都是到处乱砸。

　　被砸的很多是精美的文物，谁看了都会觉得是挺好的东西，你们都给砸了，难道就对吗？有些孩子去颐和园，颐和园里的佛香阁，就是万寿山顶上的一个塔，北侧有称作“智慧海”的建筑，墙面上全是烧制的琉璃小佛佛头，数百上千，有些孩子就去砸佛头，凡是手够得着的地方就砸。今天说起来那都属于珍贵的公共文物啊！后来颐和园就被封了，听说是周恩来总理命令封的。我记忆，混乱的时期并不长，印象中到冬天基本就平稳了。1966年8月份是最混乱的一个月，学生们都称之为“红八月”。八月后期，高三的、秦晓他们成立了“西纠”，目的就是想维持秩序，不允许乱来了。

　　我没有参加，是因为不是我这种出身的能够参加的，得是“红五类”才能参加。我的家庭出身是“职员”，类似于中间分子，但我也不属于那种出身坏的，所以我就属于旁观者。最早是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搞的，大概是1966年，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天，因为7月没有考试了，孩子们就到处乱跑，看大字报。有一天我们听说毛主席给清华附中回了一封信，那是我第一次去清华附中，印象中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到了清华附中以后，看到他们把写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的回信都抄成大字报贴在墙上，写给毛主席信在最后的署名就是“”，据说是张承志[18]等几个人写的，这以后才有“”三个字。

　　毛主席接见，我去过一次，我们也不是太热心，大都是外地的孩子很热心，因为我到四中以后，每年国庆都去。我从1963年进北京四中，进校就得排练，一百多人排成一排走得整整齐齐，为什么呢？因为“十一”那天要在那列队。那时候重大节日或事件，都会在组织群众，群众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多兴趣，1963、1964、1965我们都去参加了。

　　记得“818”那次我去了，“818”那次是学校组织的，大家都去了。那天毛主席站在城楼上，我们站在广场上，但实际上我们在广场上根本就看不清，那多远啊！在整个大会结束之后，这些孩子们可以涌向，但实际上就算你涌到金水桥，从金水桥往上看还好远呢，更何况你涌到金水桥都不容易。毛主席八次接见，对于北京的孩子来说没什么兴趣，因为像他们都能直接上，听说秦晓、这些人都是跟毛主席握过手的。对我们来说，去不去无所谓，去也就是在下面的那一大堆人里。

　　之后开始“大串联”，那影响挺大的。那时候领火车票需要有介绍信，不要以为谁都能全国跑，不是说你去火车站领票人家就给你车票的。你得拿着的介绍信递进去，上面写上多少人，然后人家才把车票给你。当时四中成立了总部，我们初三（3）班里有三个同学真大胆，他们没有介绍信，不能领火车票，这三个同学就深夜到四中的总部，撬开门锁，把章偷出来，自己盖了一摞空白介绍信。而且人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就跟《水浒传》的武松一样，他们在盖完章以后，连夜在四中总部贴了一张大字报，就明确告诉你，你们垄断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我们就砸你了！然后他们就拿着介绍信全国各地“串联”去了。我也没有介绍信，也着急想得到，幸亏我姑姑的一个孩子，在沈阳办了一个组织，他是头，手里就拿着那章，他到北京以后给我盖了一摞介绍信，所以我就带着我们班的大约七八个同学，到全国 “串联”去了。

　　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应该还好，那时候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接待站，免费提供食品。当然其实就是米饭，就南方的那种箩筐，一箩筐一箩筐的米饭，有一丁点菜，但是有米饭就行。其实到1966年10月份以后，毛主席就主张徒步串联了，因为火车受不了了。但是还有一条，你只要拿出北京的学生证，就得给你一张火车票，让你回北京。小孩子们诡计多端，可以先找一外地学生拿外地学生证到北京火车站，人家就给你一张到外地的车票，车票又没有名字，那你还可以继续串。到那地方之后，再掏出自己北京的学生证，领了票可以送给外地学生，或再坐火车回京。所以我印象中“串联”持续了挺长一段时间才刹住。

　　我大概有几个月都在“串联”，东北也去过，南方也去过。我们就西安、重庆、成都、广西、长沙、广州，全国转，一直转到冬天，转到在南方也觉得穿的衣裳少了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冻得哆哆嗦嗦的，都已经是十二月了。然后就回到北京做“逍遥派”，开始做半导体收音机。

　　从1966年到1968年下乡的这两年间，毛主席主张“路线斗争”，我们这些人就搞“线路斗争”，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半导体收音机，因为制作半导体收音机先要画好电子线路图，我现还存着一些自己当年手绘的线路图。

　　当时，我的最大爱好就是做半导体收音机。从矿石收音机开始，然后两波段、三波段、四波段，越做越高级。因为半导体很有知识量，这样就得读很多的书，读那些晶体管和收音机的书。做半导体收音机，主要是得有零件，哪来的零件呢？“”中就在现在北京西四那里，有一条街都是老百姓自发形成的地摊市场，换半导体零件。当时货币不是特别发达，就是跟别人换，你缺一个电阻他缺一个电容或你缺一个三极管他缺一个变压器，两个人就在那儿换，然后当场拿万用表一量，对，那就交换成功。北京是一个消费性的城市，当时它还不生产这些东西，天津有些无线电元件厂生产半导体元件。就在前门楼子那个地方，来往北京和天津之间的大货车都停在那儿。然后我们就先找一个女生跟司机说话，要不然司机不让上车，司机一同意，我们这帮孩子就“轰”地全爬上大卡车，司机也不好轰，就给拉到天津去了，上天津去买那些半导体元件。当时想做一个半导体，得有三极管、变压器、扬声器、电容、电阻等等，因为不是什么样的元件都能买到的，为这个可以说是绞尽脑汁。

　　我是属于典型的逍遥派，实际上我认为“”中最大的群体就是逍遥派。积极的革命分子没几个，大部分的老百姓在过自己的日子，多数老百姓其实对政治运动没有太多兴趣。Andrew Walder（魏昂德）[21]曾写了一本关于北京的书[22]，出版前，当时我正好在斯坦福讲课，他知道我是北京四中的，就跟我说希望我给他的书提些意见。我看了之后，我就感到他仅仅读文革的小报、文献来认识文革，这样文革似乎成了全民积极都介入的政治运动。但是我所看到的不是，我所看到的恰恰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像我前面说的那种自发市场。那个时候一段时间北京老百姓流行什么红茶菌[23]，我到现在也不明白这红茶菌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你家喝茶弄出一种红茶菌来，然后你就把这菌种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最后几乎所有的家庭就都喝那个东西。还有甩手疗法[24]，满大街几乎所有人都在那甩手。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流行打鸡血[25]，很多人都抱一只鸡去到诊所打鸡血。今天想起来的话，鸡血是血液制品，注射进身体里多危险呀！但是，当时人们就相信这个。你说这些跟运动有什么关系？所以我认为运动永远是一小撮人的事，跟大多数人无关。所以“”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积极参与者并不多。在单位里，虽然开大会职工也不能不去，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想着自己手底下的“私活”，因为，很多家庭需要的物品都是工人在工厂里自己制作的。

　　大概到1968年5月份，学校就要求学生都得回来军训，把部队派进了学校，来了些战士，我们学生天天满地摸爬滚打，学习“匍匐前进”。实际上是让学校建立起秩序，把孩子都叫回来。等于说文革大的动乱基本到1968年就趋于结束了，只有1966年是彻底的混乱。实际上1967年初，上海成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其实就是在稳定秩序了。然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委会，就开始有秩序了，不那么乱了。因为只要建立了有权威的党政机构，就肯定是在维持秩序了。1968年四中军训以后不久，上山下乡的运动就开始了，我是下乡比较早的一批。

　　我1968年7月1号离开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最后来到离珍宝岛大概70里的一个地方，我在那里待了9年。那地方属于虎林县[26]，就是边境的一个地方，离宝清县城也不很远。那里是大草甸子和原始森林，冬天极为寒冷，一般都是零下20度以下。

　　1968年6月18号，毛主席发了一个“618”指示，主张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准备跟苏联人打仗。我去劳动的地方名字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某连，这个名字听着很大，但其实就是一个村庄，说是兵团战士，什么兵团战士，也没枪，就是当一个农民，在那种地。

　　我1968年去，1977年回，跨越十个年头。1968年是从四中分配去的，属于比较早的上山下乡，后来才知道，不去农村也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极个别的留在北京了。我所在的村庄，我们四中一共来了24个人，来自4个班，其他同学去哪儿的都有。我是第一批走，然后还有去山西的、陕西、内蒙的，也有好多回老家的，反正就是只要离开北京，去哪都行。多数的孩子还是听话的，让去哪就去哪，但也有那种死活不走的。冯小刚电影里讲到“老炮”，我们当时是指那种耗着不走的，叫“老泡”，我们说的“泡”是三点水的“泡”。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不走，就一直泡下去，别人拿他也没有办法，后来在北京就一直待下来了。

　　这九年里，从事过各种劳动，其中盖房子时间比较长，我在村子里当过瓦工班长，当地的大部分房子都是我们盖的，村子里大约有两三百户。我们盖房子的水平还是挺高的，除了水泥、油毡、钉子和屋顶的瓦是买来的，其他都是就地取材。盖房子首先要打基础，要上山打石头，因为东北的土地一化一冻沉降得很厉害，所以房子必须得下很深的石头基础。然后自己脱坯、烧砖，我们自己有砖窑，至于如大梁、椽子、檩子、屋面板、门、门框、窗户、窗框这些，全是我们上山伐木自己做的。

　　我们周边原始森林很多，我在山上伐过两年木，伐木是个技术活、有风险。那时候也没有电锯这套东西，都是最传统的那种手工大肚锯，大约1.5米长，两个人哈腰、手把着锯子飞快地伐，全靠人力。伐木首先要知道第一锯从哪下口，下口很有学问，因为有时候树自然倒的方向会与别的树“搭挂”，这就要在第一锯下口时决定在完成第二锯子时候，留下那一块不锯，这样大树倒的时候被揪到想控制的方向。伐木有时候大树会突然从锯裂，当地人称“打绊子”，非常危险，会伤到伐木人。还有的时候，由于树太粗了，两锯相互将树都穿透很多了，但它就是不倒，用力推也不动，这时候千万不能走，只能等风来把它吹倒，没风它是不倒的，山上总会有风的。所以真正的伐木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除了伐木盖房子，当然最主要还有种地，我们那有好几万亩地，也有机械，但很多时候要靠人力。我们最主要就种三种农作物：小麦、玉米和大豆。有播种机和收割机，但质量很差，常常出故障，很多时候要靠人工。尤其是玉米，收获时主要靠手掰玉米棒子，所以，收玉米最累。有时候天气不好也得靠人工用镰刀收割大豆，收大豆往往都到了东北天气寒冷的时候了，割大豆，镰刀要尽量贴着满地冰碴的地皮，手指常常被豆秆划破，劳动是很艰辛的。

　　下乡不仅是劳动艰苦、生活艰苦，更苦恼的是没有书读，无法学习。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精力旺盛，最渴望获得知识。那时候读书很不容易，首先是你得能找得到书，带去的书很快就读完了。我们四中都是好学生，都对于读书有极大的渴望，找到好书后也要与大家分享阅读，同学们就轮流阅读。但是，一般一本书在你手里往往也就一两天时间，后面其他人马上就要把它拿走。这样就常常熬夜读书，白天干一天活，夜里又读一夜书。村里面停电是家常便饭，这样同学们都会自制一个小的煤油灯，在豆大的灯捻下阅读一夜，到第二天早上，鼻孔黑黑的，是煤油灯熏的。读的书也是杂乱无章，今天可能读一本《电工原理》，过几天读是《不朽的流浪汉：查理卓别林》，再过几天可能就读《安娜•卡列尼娜》。

　　文革初期直到我离开北京前，我的父亲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我离开北京后，第二年1969年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受到批斗。1969年下达了“一号令”[27]，把北京的那些干部绝大部分都给轰走了。我父亲、母亲和我的小弟弟被要求三天内离开北京，家里的书籍、物件、用品等也就几乎全扔了，先去的云南蒙自草坝，冶金部把“五七干校”办到中缅边境那了，后来因为部里感到联络实在太不方便，就又将冶金部干校搬到了河南周口，我父亲及家人就又从云南蒙自草坝搬到了河南周口。所以，从1969年父亲去干校到1977年他回北京，九年时间里，我没有见过父亲，当然，来往信件是不断的。父亲倒也是心底坦然，相信自会有“天理”存在，在那样的政治逆境下也保持心情平静，所以，后来也很长寿。

　　1976年粉碎“”。“”一粉碎，全国风气大变，那时候人们都很兴奋，我在基层都能感到原来那套 “极左”的东西基本就不太奉行了。1977年，我父亲也了。等领导同志的贡献是很大的，了大批冤假错案，把大批人解放了。此后，整个社会的气氛就变得很宽松了，等领导允许广大知识青年返城，非常得人心。在返城政策之前，无数的家庭、父母、家长都很焦虑，因为孩子都上山下乡了，远在边疆，家庭不能团圆，所以让这些孩子们回家的政策得到了普遍的赞许。我大概是1977年的五六月份回北京的。

　　我在农村总共9年时间，算是比较长的。在文革中那段时间里，也有人有各种机会较早离开农村了。文革中的那段时间里，社会上流行“走后门”，就是得有各种关系，也流行“送烟送酒”，所以“”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革命”。走后门就是从“文革”开始的，“文革”以前走后门绝对都没有这么疯狂。因为“文革”期间很多地方都是“军管”，都是军代表说话算数，而军队里流行战友关系，谁要是认识军队的战友、官员，参军就很容易。那时候，参军是年青人最好的出路。但是，那时候我什么关系也没有，一个人举目无亲，上哪去找关系去啊？所以高考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高考的本质意义就是不凭关系，凭知识、凭本事！

　　大概两年以前，我做过一期节目，就是中央电视台撒贝宁主持的《开讲啦》[28]，我在节目里讲的就是考大学的这段经历。我是1978年春季报名、夏季考试、秋季入学。当时，像我们这种年龄偏大的，有些学校不要，比如，周孝正他考的分数就很高，但好多学校不要他，所以他与四中很多同学上的是“北京师范学院”[29]。所以我考中国人民大学还是幸运的，因为中国人民大学原来是一所干部学校，不太在乎年龄。我算是人大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当时还没有社会学，我进的是国际政治系（现在已经更名为“国际关系学院”）。上世纪60年代，国内为了研究国家关系、特别是与前苏联论战，一共成立了三个国政系：复旦国政系、北大国政系、人大国政系。三个国政系是这么分工的：复旦国政系负责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北大国政系负责研究民族解放运动，人大国政系负责研究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人大的苏联东欧研究是很有名的。

　　我1978年进人大，一直读到1985年，研究生也是在人大读的。我的硕士研究生指导老师是李良多教授，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也是个老同志。上大学以后，当时感觉能读书简直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了！虽然说我下乡期间也读了无数的书，但那都是杂乱无章的，缺少高水平的人来指导，缺少各种知识的文明进程的梳理。上大学以后可以说更是读书无数，光人大图书馆是远远不够的，当时在北海公园南门文津街那个地方，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叫北京图书馆，现在已改名为国家图书馆，并已搬到白石桥了。北图很厉害的，尤其是它的外文藏书很多，据说它是周恩来总理规定的全国唯一一个购书不受外汇额度限制的图书馆，所以它的外文书藏书量是一般图书馆比不了的。北图是每个借书证可以借走3本外文书，我父亲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他也有借书证，这样就等于是我有两个借书证，所以我每次就可以借走6本书。数不清有多少次，我来往于人大和北图之间。

　　我1978年上学的时候学校还没有社会学专业，也没有社会学的概念。印象中是78或79年的某一天，北京美术馆举办外文图书展，因为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就有意地把外面的东西大量引进来。我去看书展，然后就发现归类Sociology（社会学）的书，一架一架地非常多，看着看着就觉得Sociology（社会学）这个学科很有意思啊。

　　我接触社会学与我英语好是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当时整个国内没有社会学。我英语的基础是在北京四中打下的，我1963年进北京四中，一进校就发现有些同学的英语是滚瓜烂熟的，我大吃一惊，然后就开始狂背英语，所以这三年间我的英语基础打的还是比较好的。然后，我“文革”下乡期间英语并没有中断，那时候全国只有一份英文报纸叫Peking Review（北京周报），我在黑龙江边疆就订了这么一份报纸。别看我们那荒山野岭的，邮政是畅通的，不管哪个村（也叫做连队），都会有一个邮递员，每隔几天邮递员就会来一次送信送报。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英语分数很高。可惜，当时英语不算进总分，英语叫做参考分，不然我的高考总分会更高些。

　　我在1978到1985年这7年间没少读书，这7年间很多重要的社会学著作我都读了，包括费老的一些著作。1982年以后社会学变得很流行，也很成体系了，主要的社会学著作都是在这期间系统读的。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全社会崇尚读书，还真没什么别的能够吸引人的事情，市场经济也不发达，也没有今天的互联网，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读书。我读的书大部分是外文书，尤其是社会学，因为当时中文书出版很少，也没什么吸引力。读的社会分层书很多，如赖特[30]、帕金、吉登斯、洛克伍德等人的书，赖特的成名是在80年代初，正好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引进大量的书，其中就包括社科方面的大量著作。我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叫做《美国工会运动中的集体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集体谈判），是研究美国的工会机制和工资机制，这完全是看英文资料研究的。我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写的是关于白领，所以我对中产阶级理论比较熟悉。70年代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国家学术界，关于白领的讨论是很热烈的，这些著作在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大量涌入中国。这中间正好有个时间差，就等于说改革开放后北图可以大量采购外文书，采购的很多都是人家70年代-80年代初期的书。我读书是78到85年，读的大多是人家70年代-80年代初期的书，而这段时间里，美国欧洲关于白领的书太多了。所以说我的社会学基础大体上是自己读书读出来的。

　　1984年郑杭生[31]先生从英国回国。他出国虽然学习的是西方哲学，但我觉得他后来慢慢的就从哲学转向了社会学，后来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哲学系，成为了人大社会学学科的创建者。

　　我记忆中第一次见郑杭生先生是1984年的冬天，大概是11、12月份的时候，我听说他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所，因为我第二年要硕士研究生毕业，我就跑过去找他。郑老师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是，我在人民日报上读过他写的文章。人大当时有个楼叫“灰楼”，他在那栋楼的二层有一间挺大的办公室，学校给他建的社会学研究所就是那间办公室，除了办公还存放一架一架的很多图书。当时研究所里除了郑老师，还有高佳老师，高佳是较早调入郑老师创建的机构管行政工作。我就说：“郑老师，我也要毕业了，到您这里来吧？”郑老师就很爽快地说：“没问题，你来吧！”那时候留校比什么都简单，很容易就留校了。

　　我们毕业的时候工作很好找，因为当时没有多少毕业生，就有很多人去国家大部委当干部，但我对当干部没什么动力，我就觉得读书这件事挺好。这样我1985年毕业后留校，7月份就开始上班了。当时贾春增老师[32]、沙莲香老师都还没来。贾春增老师是85年底86年初，在南斯拉夫得到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回国的，再后来沙莲香老师从哲学系转过来。这样所里就有三位老同志了，他们三位老同志都属于“文革”前的大学生，我算是年轻的一代。一年以后，所里陆续进来了很多人，包括于显洋[33]、张静、景跃进[34]老师等，他们都是南开班的。李路路老师刚开始在北京市政府工作，干了一段时间不愿意干了，也来到了所里。所里最早工作的还有林克雷老师等。

　　1987年人大正式建立社会学系，开始招收本科生，所谓所和系的区别就是有没有本科生。郑杭生先生是系主任，我是系副主任，我让于显洋老师当人大社会学第一届本科生的班主任。郑杭生老师很快就当上了校领导，同时兼系主任，但他已经不太多管社会学系的事情了，因为他毕竟还有学校里的一系列事情。

　　当时我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在学校教学，那时开了很多新课程，包括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定性、定量，什么都讲。当时系里没几个老师，没人讲方法，所以自己就是赶紧看书，看完书就讲。所以当老师有一点好处，就是你肯定学的比别人多，因为你要给别人讲，你一定得自己先弄明白，你不先弄明白怎么给别人讲呢？其实就是逼着自己去学。而自学的知识是最牢固的，记得父亲告诉我，他当年考北大前都是自学的几何、三角函数等，到了老年，那些知识还能牢牢记住。

　　80年代中期，社会学在社会上突然变得很热门，我们都是在几百人的大教室里讲课，往往是好几百人听课，在人大也是很大的教室。记得80年代中期，北京还办了一所社会学函授大学[35]，还挂着费老、雷老的名字。当时社会上开始需要文凭了，但社会上有正式考试、正是学校的文凭人很少，于是这所“中国社会学函授大学”就变得很热，还出版了很多社会学教材。郑也夫老师还找我合编了一本教材《西方社会学史》，印象中是印了好几万册。

　　1980年代的时候，我获批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北方的经济模式和南方的经济模式的差异，田野调查主要是研究浙江温州和河南新乡的区别。当时，温州是国内市场经济很发达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和于显洋老师到温州做社会调查。我们两个人亲自发问卷，好几百份问卷，都是我们亲自访问填答的。当年的温州下辖大概有十来个县，包括乐清、瑞安、平阳、苍南、文成等，我们都跑遍了。后来这些成果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36]。当时潘允康先生[37]要组织一套丛书，叫《社会学者对社会的警告》，我就写了《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这本书。这一本印了5万册，那时候印书印的多，不像现在一本才印几千册。

　　我1990年出国，去英格兰西部最大城市的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学习访问，是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的项目，1991年10月回国。我在布里斯托大学算是访问学者，挺自由的。我在那里上了一些课也读了很多书，那里的图书条件比国内确实好很多。尽管我说北图也还行，但是，与英国大学的图书馆还是没法比。比如说我当时研究白领，假设“白领”有20本最重要的著作，在北图能找到5本就相当不容易了，但是到英国以后才发现人家任何一本都有。而且人家馆际是通着的，假设你要找一本书，布里斯托没有，它就从其他大学给你调过这本书来，太方便了。再就是学习用电脑，我在英国时大学里还没有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打电脑还是那种电脑屏幕下面写指令、上面写文字等的方式，但当时感到已经很先进了。因为，当时在国内还是用英文打字机色带打字，打错一个字母都不行。而且当时英国Internet、E-mail已经普及了。

　　我在英国时见到一些社会学家，包括当时在剑桥当教授的A.Giddens（安东尼吉登斯）[38]，当时他已经很有名气了。我曾专门去拜访过他，到他办公室跟他约谈。他读书无数，写东西喜欢旁征博引，出版的书也很多，他自己就有一个出版社，但他的理论读起来是比较晦涩的。我读过他的那本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这本书并不好读，我就跟他聊他的这本书。早在80年代初国内就有人介绍过他的研究，他就问我，中国人管叫他什么，我就把中文“吉登斯”三个字写给他，他就学那个发音。后来我跟他一起去法国开会，讨论他的思想与Bourdieu（布尔迪厄）[39]思想的异同。法国人很崇拜布迪厄，吉登斯就跟他们辩论，他的法语很好，但是，发言中他坚持用英语。去开会的人中，也有很多他的追随者。他在那个大会上说：“中国的学者告诉我，我的中文名字叫‘吉登斯’”，然后就学那个发音。开会是在法国的一个偏僻的山庄，法国有那种非常漂亮的山庄，跟小古堡一样。那山庄周边都是农村，景色倒是很好，但是没地儿可去，开了一个多星期的会，天天就是这些人在一起，是所以处得很熟。我曾经邀请他到人民大学来，他答应了，但因为忙没有来，后来，黄平也邀请过他去社科院，也还是答应了但没有来。后来，直到21世纪他才来过中国，那已经是我们邀请他多少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从英国回来以后，正好赶上新一轮改革开放，就等于说国内特别低潮的那段时间我不在。1992年的春天小平南巡谈话，此后国内的发展就非常快。人大社会学的发展也挺快的，人大社会学的发展主要是1992年以后。

　　回国以后，因为1992、1993年那几年特别主张开放，所以在郑杭生老师支持下，我就在人大组建了“中国人民社会调查中心”，就是现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40]的前身。当年这个调查中心是正式注册的，有章、有财务，是学校正式批准的。然后就开始组织社会调查，我没少组织全国大规模的社会学调查。调查方法叫做PPS调查，就是等比例等概率抽样，难度是非常大的。可了不得！但是获得的这些数据还都是很可贵的。

　　我1989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同年被任命为社会学系主任。郑老师是人大社会学学科的创建者，最初叫社会学研究所，后来建了社会学系。据说改革开放以后，国内最初恢复社会学的时候，一开始准备在北京恢复，准备在人民大学办最初的社会学培训班，但人大当年的领导有顾虑，因为长期以来社会学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学科，就没有同意。这样才转到天津南开去办的班。所以郑老师回国以后，在人大建立社会学研究所还是很具有开拓性的。

　　郑老师特别重视理论，特别重视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构。郑老师的第一本著作是《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后来他又提出社会运行理论，我参加了郑老师社会运行理论的写作，后来出版的著作名为《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郑老师一直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的，包括他主编的教材《社会学概论新修》[41]，也是以社会运行为对象而提出的，所以郑老师的理论建树是很不错的。后来我做社会调查，郑老师也一直非常支持。郑老师自己也做调查，他也常常带队去全国各地做调查，包括我们之前去的温州，他也去过，但他主要做的不是那种全国抽样、严格计量的调查。郑老师在吸引人才方面做得也不错，挖了不少人才。比如说潘绥铭[42]老师，他本来在历史系，但历史系不很看重，认为性学不是正统学科，后来郑老师就把他招到社会学系来了。另外，郑老师的写作能力很强，他涉及的领域也很广，社会学的各个领域他都有涉及。1992年，由美国NSF支持，对中国社会学作出评估，当时魏昂德（Andrew Walder）等一些人来国内进行考察，他们还写了一个评估报告，把人大社会学的地位评得很高。

　　郑老师还有一项重要贡献，1989年以后有人批评社会学，郑老师就起来捍卫社会学，应该说他和陆学艺教授都有贡献。有一段时间国内很左，社会学被认为很敏感，社会学是现代工业革命以后诞生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有密切关联，容易就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比如，社会学提出现代化转型、社会转型，有的人就不同意社会转型的概念。当时，郑老师就写文章阐释现代化转型、社会转型的重大意义。郑老师做过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也做过北京社会学学会会长，北京社会学会每年都有“学术前沿论坛”，有一次论坛就是专门讨论“和谐社会”，时间上是比较早的，后来理论界也都沿用了和谐社会的概念。总之，郑老师对社会学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是1999年离开人大转到清华大学的。此前，清华的领导同志和负责联络的同志，几次来找我，我也曾经犹豫了较长时间，1999年9月才正式到清华去了。关于我的工作调动，在去清华大学之前，国家发改委的宏观研究院也曾想把我调过去，那时候好像还不叫发改委，叫国家经委[43]。当时国家经委下面有个社会发展所，想让我去做所长。因为当时我多次组织全国大规模社会调查，发表了不少社会发展方面的文章、论文，公布了很多一线的全国经济社会数据，国家经委的领导同志对于这些数据很重视，认为这些研究对决策有意义，因此就找我谈调动的事情。具体联络的同志告诉我去了可以分房子，国家经委的住房条件好，确实挺有吸引力的，而且具体到住房的位置，确实有吸引力，因为该住房距离我夫人工作的地点很近，我夫人就很有动力。当然，我知道郑杭生老师不希望我去。我就说：“你们找人大领导去说吧，如果人大领导同意，我就去。”后来人大领导就找到袁宝华[44]，袁宝华同志是人大老校长，也是国家经委体系里的，做过经委主任。人大就让他去跟国家经委说，托袁宝华同志转达的意见是：“我们人大人才流失太多了，千万别再挖了！”于是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自己从1978年起就在人大，对人大当然是很熟悉的。人大文科是很强的，当年有一段时间，人大的本科录取分也是很高的，记得有一段时间比北大的分数还高。九十年代初，人大社会学系录取刘强东的时候，他的分数及他们班的分数都是很高的。当然，后来人大确实有些滑坡，走了不少人，包括经济学的魏杰[45]等都离开了。与此同时，清华文科确实也在兴起，清华大学的副书记、专门负责文科建设的胡显章老师和校长助理李树勤老师，一直与我保持着联系，他们都是办事认真的人，关于清华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也一直在征求我的意见。我于是就在北京的学界，征求同仁们的意见，我很惊讶，当我问到中国社科院的、北大等单位的一些熟人的意见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清华大学应该去！”此外，我曾经是北京四中的，而北京四中学生的理想就是上清华。于是，到1999年春夏的时候，我就真的有些动心了。清华大学告诉我可以分到蓝旗营的住房，其实住房也不是主要动因。人民大学对我的住房也一直是很关照的，因为我的住房面积不够，人大还给我分了校内的两处房子，当然，离开人大时都还给学校了。

　　那段时间里，确实可以感受到清华文科建设的兴起。关于究竟怎样开展清华大学的社会学学科建设，当年，境内外很多的学术界友人都帮助出了很多主意，当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三个人：沈原、孙立平[46]和我。我们认真讨论了未来有影响力的学科方向和清华社会学发展方向的布局。一个是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结构与社会转型研究，记得我们还合作写过一篇社会结构转型的文章，在当时还产生较大影响。这当然是中国社会学需要关注的大问题。第二个是城市社会学，考虑到清华大学是工科很强的学校，它的城市研究基础雄厚，我们社会学应该与工科相结合，所以，后来，清华社会学一直与建筑学院有密切合作，直到今天都是清华跨学科教师与学生交流最密切的学科，包括我后来做的清河实验都一直有建筑学院的师生参与社区空间规划。第三是医学社会学，这与后来景军教授的加盟关系密切。当然，建系后，在实际发展中内容逐步增多：除了基本的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以外，发展了人类学、民族学、社会网络、大数据等等。其实，系里面每位教授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特色。

　　在清华复建社会学系的时候我曾经专门去拜访了费孝通先生（费老），费老既是中国社会学复建的领军人物，又是解放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大牌教授。北大的邱泽奇教授是费老的弟子，跟费老很熟， 他就带着我去费老家，记得是在北京北太平庄附近的一处住宅。我向费老汇报了清华大学准备复建社会学系的情况，费老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费老说：“那太好了！这是我一直盼望的事情！”也表示坚定地支持！费老对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是非常有感情的，他先是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在清华大学读人类学研究生，学到了很多真本领，后来又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他与潘光旦先生等一大批社会学精英才离开了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社会学的历史传承是很有吸引力的，很多人都主动来希望加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47]教授就是如此。景军是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当时，在美国是有终身教职的，而且他夫人是纯美国人。景军来找我，说要想调入清华大学，记得与他讨论时，沈原和孙立平也在场，我们劝他说：“你在美国是有教职的，你可想好了，你辞掉那就不要了？”因为那时候在美国有个教职是很不容易的，记得景军说他就是真心想回来，记得他还说，他夫人也认为他应该回中国做贡献。景军的导师是哈佛大学医学院大牌教授，所以，景军进清华后虽然还延续着人类学，但是，主要精力是开拓了医学社会学。还有像罗家德[48]，是台湾的，也是放弃了台湾的教职一心一意加盟清华，后来在社会网研究和社区营造研究上有很大影响。再有如张小军老师是从香港中文大回来的，裴晓梅老师是从美国杜克大学回来的，郭于华老师是从中国社科院调来的。我觉得是清华大学这个旗帜非常好，感召力强，一听清华大学就感到这是名牌大学。记得建系不久就迎来了教育部第一轮全国高校学科评估，清华大学社会学名列社会学学科第三名，对于刚成立的学科来说实属不易，也体现了学术界对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的认可。

　　当然，解放后，清华曾经较长时间里是所理工科为主的学校，我去的时候曾感到，给文科队伍的规模不可能很大。清华大学的本科生是全国选拔的尖子，清华大学很早就决定了本科生规模不扩大，这是基本办校方针，一年只招三千多名本科生。这样，文科要想扩大招收本科生的话，就得从理工科那里拿名额。但是人家理工科分配那么好，凭什么要压缩？这样必然是文科的规模有限。我刚去的时候是贺美英同志当书记、后来是志当清华大学书记。清华当时是书记更多地负责抓文科建设，一段时间里是主张建设“小而精”的文科队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坚持了这个原则，保持十来个教师的规模，陈希书记多次表扬社会学系的师资是“一个顶一个”，是一直精干的教师队伍。当然，时至今日，清华的文科规模有了很大的发展。当然，文科的本科生还是不很多、研究生规模要更大一些，我个人也认为大学里一个学科的教师规模应与学生规模相匹配，有多少学生，才需要多少教师，没有很多学生而养着一堆教师肯定是不对的。当然，我觉得如果教师队伍个个都很精干的话、个个都很有学术影响力，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仍然可以在学术、学科的殿堂占据很高的位置。

　　我做研究项目比较多，所以培养学生与研究项目都是接轨的。特别是近些年，国家开始提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我就感到全国各地对于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需求特别强烈。社会学其实擅长于社区研究，而社区研究恰恰是社会治理的抓手，所以这方面的课题做不完。我们带研究生非常繁重的任务就是帮助研究生完成高水平学术、学位论文，而社会学论文的核心就是必须以田野调查、实证研究为基础，要是没有社会调查、没有实证研究，休想完成社会学学位论文。而实证研究往往又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实证研究，这个对学生非常重要。绝大部分社会学学生的论文都是以某一个社区为基础，做比较长期的实地调查，这个学风从费老他们开始早就创立了。学习中国社会学历史的人都知道1928-1937年代，燕京大学的许世廉[49]教授等搞了一个“清河实验”[50]，后来由于日军占领北平而终止了。从2014年初开始，我就创了一个“新清河实验”，因为有学术历史传承，所以我就它叫“新清河实验”。

　　对于清华的学生而言，北京清河地区的优点是它就在清华北边，特别近，学生骑自行车10分钟就到了。清河有大约10平方公里20万人口，其实这20万人口，若在别的国家可能都是一个城市了。这里曾经是城乡结合部，现在已经被城镇化吞并了，当然，也还有个别的城中村，社区类型比较复杂，有多种类型社区的代表性。以清河的社区实证研究为基础，已经有一批学生完成了博士论文、硕士论文。而且一年一年地积累各种数据，资料越收集越完善，后面的研究就越具备优越条件。当然，清河实验得到了当地党政的大力支持，也是与地方政府合作的成果，也为政府完成了很多政策研究。

　　以前我做全国大规模调查比较多，当年，我在人大组织全国大规模调查、收集全国数据在社会学界肯定是比较多的，后来就感到全国大规模调查虽然有优点，但是为收集数据耗费的精力太大了。等一个全国调查结束之后，后面跟着又是一个全国调查，真的到用这个数据的时候反而精力有限了，其实应该把精力耗费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所以，后来我到清华以后，只组织过一次全国大规模调查，因为我感到组织全国调查耗费钱财、耗费精力太大，还不如深入到一个地方去做研究更有意义。当然收集分析全国数据肯定有意义，因为你收集分析数据意味着你有实证研究为基础。但是，如果数据不是你亲自到一线、到基层做入户访谈的话，如果不是你亲手参与做的话，意义就大打折扣。比如像CGSS[51]等全国数据，如果你没有到一线，你就不知道在一线入户的时候，目前城市商品房小区的居民往往拒绝你入户，越是中产小区，拒绝比率越高，逼迫你只好不断更换样本，如果连这些一线的实际情况都不知道的话，单靠数据分析，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多年来，我指导和教过的学生很多，虽然我人调到清华来了，但是从人大毕业的学生也不少。而且，由于我与郑杭生老师的关系很好，我们俩的学生也是不分的，郑老师在世的时候，他每年都会把我的学生和他的学生在一起聚一下，然后我们俩的学生就不分了，包括国务院副总理同志，以及张建明、苗少波、洪大用[52]、刘精明教授等等，都是我与郑老师在一起培养的。

　　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培养和指导的学生也是很多，与我在人大培养的学生聚在一起，学生们还在微信群里建立了“强学会”，是我在各个时期培养的很多学生。毕业的学生也是在各个行业，有在政府当干部的、有去企业搞经营的，当然从事学术研究的、高校的比较多一些。学生们虽然毕业论也常常回来聚会，很多也仍然在我的研究团队里，比如，新清河实验的骨干，很多已经是来自各个单位的人员了，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肖林、民政部的于建明、北京市政府的常宇、海淀区政府的王拓涵、北师大的史玲玲、北京行政学院的谈小燕等等，都仍然是新清河实验的重要参与者。

　　我本人关于社会学的主干研究领域是社会分层，从我八十年代写硕士毕业论文到入门社会学，我的主线始终是社会分层。因为社会分层真的是社会学的根基之所在，没有社会问题不涉及到社会分层的。今天，社会共识是认为分层太重要了。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分层不受重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一个时代是“文革”，“文革”就把“阶级”给丑化了，那个时候天天讲阶级斗争，大家只要一听“阶级”、“阶层”就都烦死了，所以分层在当时被摒弃的，是一个冷门。但是至今好几十年过去了，我们更深刻意识到社会分层确实是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甚至是属于社会学命脉型的领域，这阶级、阶层研究是属于我们社会学的，其他学科拿不走。我对农民工研究也没少做，其实农民工也是社会分层群体，不过是比较低层的一个社会群体。我研究农民工的时候，当时国内已经有很多研究了，包括很多大牌学者都在研究。其实，农民工的研究与城镇化研究是联在一起的，西方社会学叫做：urbanization and internal migration study。中国的城镇化研究当然很热门，中国正在进行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城镇化，在这个领域我也下了不少功夫，发表了不少论著。再有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社会治理，我历来认为基层社区治理、社会治理真的是社会学很好的抓手，而且任何一个地方政府，都特别看重这件事，我认为社会治理、基层社区治理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中国的基层组织比较特殊，在国外没有“社会治理”这个概念，目前国外社会学界也不很熟悉我们在这个领域做的事情。其实，早期的海外大牌学者黄仁宇、杜赞奇（P. Duara）曾经意识到，建立了一种很特殊的基层组织体系。

　　社会学确实是一个舶来品，像我最初学社会学，是因为在图书展看Sociology，最初读的大部分都是外文著作。实际上，西方社会构建出了一套话语体系来描述它自己的社会，这很正常，比如，我们读美国教授写的《城市社会学》，基本上讲的是美国以及西方城市发展的进程。要注意到，西方的社会共同体跟我们的共同体不太一样。马克思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差异，在他的主要著作里称中国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与封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相区别的。韦伯在他的著作里，也是强调这个差异的，西方确实有长期的市民社会传统，而中国自古是个家族宗族社会，他们的历史渊源不一样。

　　我们刚进入社会学的时候，都是从读西方社会学开始的，而且早年都非常重视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但是几十年以后，越研究中国越感到西方的理论框架难以完全充分解释中国社会，因为他们的历史根基不一样，发展路径有差异，社会共同体有差异。中国社会学者，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社会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脉络，所以，我本人也是在城镇化和基层社区研究中，去探索中国的这些特点。

　　中国也在学习国际上的体制机制，比如对市场机制的学习，我们是大踏步的引入了市场机制，我们现在也有股市、也有股指期货。市场机制虽然可以慢慢适应，但是基层社会是人们生活习惯、行为模式所形成的共同体，这个社会惯性很强大、是学不来的。所以经济运行可以大胆引进一些东西，但社会运行有些东西很难引进，因为它是共同体传承的一个结果。而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是中国社会学者的看家本领。所以，我学了几十年社会学以后，就开始去探索中国的基层社会构成、中国人的社区和社会生活。这方面，我写了一些文章，特别是探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哪些是传承下来的，哪些是可以去创造的，得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53]。这并不是说中国就不改变了，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是有些部分是传承下来的，很难让改变。所以中国的社会学者应该把握中国，尤其是中国基层社会共同体的特点。

　　本土化这个问题在社会学界一直有争论。其实包括大陆和台湾社会学界的老一代社会学家，早就看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本土化”并不是我们提的概念。既然说社会共同体的传承有它的特殊性，那肯定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社会学家还是应该有自己一套适合中国社会共同体的东西。其实，美国社会学家写社会学教科书基本上是在阐释美国社会共同体或西方社会共同体。美国的文化很自信，它就写它自己，顶多讲一点欧洲，因为这两个地方同根同种，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所以，中国人如果写社会学教材，还确实需要把中国社会共同体搞清楚。当然本土化不是说不接受外面的，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都是从读外文书开始的。读了几十年社会学以后，才慢慢意识到中国这个共同体里真的有一些东西，你要是不搞透的话，老百姓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在一些文章里提到过，美国社会学发展的不利因素，所以美国经常有人写The Crisis of American Sociology（美国社会学的危机）什么的。[54] 如果你去考察美国社会学，你会发现美国社会学的路子越走越窄。美国早年社会学的影响力很大，当年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那都是很厉害的，真的解决了现代化进程中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美国社会学家的地位也很高，但现在美国社会学是越走越窄。比如说像Criminology（犯罪学），犯罪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家独立了，不归社会学管了。Racial Study（种族研究）、Anthropology（人类学）和Social Work（社会工作）以及人口学、老年学、社会政策等等也都独立了，都成为各自独立的专门学科了。

　　费老学最初是学人类学的，但费老多年来一直重视和强调的是社会学，实际上费老所强调的就是一个大社会学概念，它包含人类学、人口学、犯罪学、种族民族研究、社会政策等等在内。西方早期的社会学家，包括韦伯、帕森斯在内，之所以影响巨大，其实就是强调大社会学概念。因为社会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社会进行比较综合的研究，社会学跟其他学科的一点重要区别就是社会学的综合性比较强，这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学强调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我觉得中国社会学坚持综合性就是在坚持社会事实了，因为社会事实实际上就是包含这么多要素，你把众多要素都砍掉以后它还是真的社会事实吗？而经济学走的是另一条道路，经济学强调抽象理论模型，把很多要素都抽象掉，比如只留下供给和需求，所以它跟社会学的思路不太一样。

　　目前中国社会学的概念很大，包括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管理、民俗学等等，这一点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都建立各自独立的学科了。各自独立之后也有优点，可以越挖越深，缺点就是把问题都简单化了，从一个特别窄的观点去看问题，所以其实美国社会学是有问题的。你去看看美国社会学的毕业生，就业都不理想。另外我曾经听斯坦福的周雪光教授说，虽然他在AJS[55]、ASR[56]上面发很多文章，但是没有太多读者，恐怕与美国社会学领域的过于窄小有关。按道理在那么顶级的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影响力应该是很大的。一个学科有没有活力，取决于社会共同体对它的认可。总之，美国社会学所走的道路值得反思，中国社会学目前强调它的综合性还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