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础外语教育有着基础性、普及性、未来性的特征，外语政策对外语教育实践则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本文通过归纳和评价国内外研究中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的前人成果，总结了中 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的趋势与特点，以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 外语课程； 外语教育政策； 中国基础教育

　　*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 社 会 科 学 重 大 课 题 攻 关 项目“世 界 语 言 政 策 综 合 资 源 库 建 设 及 比 较 研 究 ”（ 项 目 编 号： 15JZD047） 、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二届导师学术引领计划项目“语言政策研究的国际比较”（ 项目编号： 2017007） 的支持。

　　多语现象（ multilingualism） 既是施行语言规划（ language planning） 前提，更是社会的 本 质 特 征 之 一 。 若 按 属 性 区 分“本 国 语 言 ”和“非 本 国 语 言”，“外 语 ”通 常 属 于 后 者 ，指 主权国家中非世居民族（ indigenous ethnic groups） 的语言，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国家概念 上的术语（ 赵蓉晖，2017） 。外语一般缺乏自然习得和传承的条件，学习者的语言获得 往往需要在教育活动中实现。因此，外语教育充当了外语地位规划目标的实现工具，几 乎 负 载 了 外 语 规 划 实 施 的 所 有 任 务 。 其 中 ，学 校 以 关 键 性 社 会 机 构 的 身 份 受 国 家 的 扶 持与管辖，学生则是外语教育实践所要塑造的受众群体。在中国，基础教育是国家教育 规 划 的 一 部 分，“外 语 ”为 学 校 课 程 体 系 中 的 外 国 语 言 科 目 ，通 常 不 指 课 堂 中 的 教 学 媒 介语（ medium of instruction） 。这种外语教育属于“自上而下”型（ top-down） 的行政式语 言规划（ administration model） ，有如下三个显著特征： （ 1） 外语教育在幼儿学前阶段尚 未做明确要求，主要在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开展（ 教育部，2001） ，它起始于人形成 初级素养的“基础性”阶段； （ 2） 受众最多，无论普通教育还是特殊教育，外语都是必修 课程，体现着全民参与的“普及性”； （ 3） 时间跨度较远，且面向国家和时代发展的需求 而开展，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型国家”身份日益彰显，外语在我国参与全 球治理的进程中既发挥了工具性的交际功能中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研究综述，还体现了促进跨文化理解、诠释中国话语 的 人 文 价 值 ，具 有 较 强 的“未 来 性 ”。 由 此 可 见 ，外 语 虽 在 中 国 的 语 言 立 法 中 处 境 边 缘 ，

　　（ 2） 外语课程政策研究。或是具体外语语种教学的历时性回顾，或是对某一具体 外语语种的课 程 标 准 具 体 分 析，以 集 中 讨 论 外 语 课 程 教 学 的 实 践 问 题 为 主。 易 斌 （ 2010） 以改革开 放 30 多 年 的 课 程 改 革 为 线 索 评 析 了 基 础 外 语 教 育 的 课 程 体 系； Gil （ 2016） 结合英语课程实践、使用者水平评价了中国的英语教育成效； Lam（ 2008） 横向 比较了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的外语课程政策差异； Wang ＆ Lam（ 2009） 、Hu（ 2010） 以中国作为案例，分别探讨了英语在非英语国家的传播政策对中国高中英语、小学英语 课程变迁的影响。

　　上述三类研究大多落实到具体的外语语种，视角和理论更接近语言教育学的历史研 究中，少有对我国外语教育面貌和政策发展的全面总结与深入反思。

　　2．2 外语教育政策的实证性研究 此类研究多以外语使用情况调查、外语教学与测试的Baidu Nhomakorabea体研究为抓手，探讨外语态

　　度、外语教师信念等“隐性”层面的语言政策。Wei ＆ Su（ 2015） 结合“中国语言文字使 用情况调查”的相关数据研究了 7 个主要城市人口的外语能力、外语的语用态度和教学 态度，提出了英语在基础教育阶段作为教学媒介语政策的可能性； Pan（ 2015） 通过研究 中国人因教育和职业等个人发展而产生的“英语崇拜”，论证了中国 人 对 英 语 的 意 识 形态在外语教育中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Wang ＆ Lam（ 2009） 回顾了 1949 -2003 年的高 中英语课程政策，从教师信念角度呼吁外语教育要重视课程的价值取向转变； 亓鲁霞 （ 2018） 则从教育质量监测的角度研究了我国中小学英语测试的后效作用，反思了当下 外语教育政策下的外语教育 现 状。这 一 话 题 的 研 究 具 有 以 问 题 为 导 向 的 优 点，但 往 往 只 关 注 课 堂 中 的 微 观 语 言 教 育 政 策 ，缺 乏 对 其 他 场 域 的 外 语 政 策 及 政 策 制 定 者 的 关注。

　　2．1 外语教育政策的历史性研究 这一主题基本包括三种类型，多采用外语教育的传统研究范式，以经验性历史回顾为

　　主，理论性的批判和建构不足。 （ 1） 外语教育发展研究。刘道义（ 2008） 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英、俄、日三种外语

　　在中小学的发展状况，内容上还关照了中等职业教育阶段的英语教育； Liu ＆ Wu（ 2015） 从历史背景及其历史意义回顾了自京师同文馆以来的百年中国英语教育史； 伏泉（ 2018） 结合日本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历时数据横向比较了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日语教学 规模及影响其发展的因素。

　　（ 3） 外语教材建设研究。教材是落实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 的实际教学资源，也是反 映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载体。毛小红（ 2014） 以 1861 -1976 年德语文的教材建设情况反向 推测了当时的德语授课内容与教学法； 刘道义、龚亚夫、张献臣（ 2011） 分析了中小学英语 教材体现的语言教育观、课程政策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变化，并探讨了教材建设对课程 政策发展的启示。

　　外语教育政策可看作是语言教育政策的子系统，隶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按照弗格 森（ Ferguson，2016） 的观点，外语教育规划不仅为增加某种外语的使用者（ 或学习者） 数量 而服务，它所关照的语言政策问题包括且不限于： （ 1） 确定哪 些 语 言 作 为 外 语 课 程； （ 2） 何时将这些外语纳入教学课程体系； （ 3） 外语是否应设为必修课程、面向哪些人群 开设、学习年限为多久； （ 4） 多少在校生需要接触外语教学； （ 5） 确定哪种语言变体作 为教学标准语，等等。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基础外语教育政策的相关讨论大体上可分 为五个主题。rphprnusa.com。